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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案同判研究

关于认定“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的9则裁判意见

日期:2023-11-22 来源:| 作者:| 阅读:8次 [字体: ] 背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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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 债权转让后因原基础合同履行发生纠纷,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一般应当依原基础合同确定管辖法院。在原基础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未生效的情况下,可以依据合同纠纷的一般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法院。原基础合同为借款合同,出借人为接收还款货币的一方,可将出借人住所地认定为合同履行地。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从本案起诉的情况看,山东云盛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主张系依据债权转让合同中自福建永鸿兴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处受让取得的债权,提起本案诉讼。债权转让后因原基础合同履行发生纠纷,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一般应当依原基础合同确定管辖法院。本案中,案涉《借款合同》中关于管辖作了“如发生争议向债权人(最终受让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约定,该条款由于在约定时最终受让人并不确定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参与缔结该条款,故上述管辖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在借款合同约定的管辖条款未生效的情况下,可以依据合同纠纷的一般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关于“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案涉借款合同中出借人为合同约定的接收还款货币的一方,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州农商行)系本案基础合同的出借人,可以认定为接收还款货币一方,潞州农商行住所地可以认定为合同履行地。潞州农商行住所地为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本案可以由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管辖。

索引:山东云盛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王某某追偿权纠纷案;

案号:(2023)最高法民辖47号;

发布日期:二O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2. 涉案合同虽约定由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合同签订地下辖多家人民法院,不能确定具体合同签订地点,进而也无法确定具体的管辖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协议管辖不确定的情况下,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买卖合同出卖人起诉请求判令支付货款的,出卖人作为案涉合同约定的接收货币一方,其所在地可以认定为合同履行地。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涉案《供货合同》虽约定由合同签约所在地方人民法院管辖,且载明“此合同签订地:宁波”,由于宁波市属于地级市,下辖一家中级人民法院及若干基层人民法院,根据上述管辖约定,不能确定当事人在宁波市签订合同的地点,进而也无法确定具体的宁波市管辖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协议管辖不确定的情况下,本案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纠纷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广州市番禺区广铧电镀设备厂(下称广铧电镀厂)起诉请求判令宁波睿硕汽车零部件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广铧电镀厂作为案涉合同约定的接收货币一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关于“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交付不动产以外的其他标的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广铧电镀厂的所在地可以认定为合同履行地,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索引:广州市番禺区广铧电镀设备厂与宁波睿硕汽车零部件科技有限公司等加工合同纠纷案;

案号:(2023)最高法民辖34号;

发布日期:二O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3. 股权转让协议出让方请求支付股权转让款,其争议标的属于给付货币,出让方作为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邓某生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请求舒某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余款,其争议标的属于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邓某生住所地为深圳市南山区,可以认定为合同履行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在先行受理的情况下移送管辖,适用法律不当。

索引:邓某生诉舒某股权转让纠纷案;

案号:(2023)最高法民辖31号;

裁判日期:二O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4. 小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虽然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对管辖法院进行了约定,但是,在无证据证明该选择的管辖法院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双方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出借人为接收货币一方,其所在地应认定为合同履行地。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与秦某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主合同,与德利中天公司、蔡某某之间的担保合同为从合同,湖北消费金融公司在本案中一并起诉借款人、担保人,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与秦某强签订的《个人消费贷款合同》第13条明确约定:双方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向合同签订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但是,湖北消费金融公司未提供证据材料用以证明案涉合同的实际签订地在北京市西城区,同时,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住所地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借款人秦某强的住所地在河北省赵县,均不在北京市西城区,北京市西城区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此类小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虽然协议选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管辖,系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进行的明确约定,但是,在无证据材料可以用以证明北京市西城区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情况下,就此认定北京互联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势必造成大量的“异地”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公法秩序,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本案中,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湖北消费金融公司所在地的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和秦某强住所地赵县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出借方一方住所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与本案情形类似的借款方众多且住所地分散,为统一裁判尺度、服务金融监管,本案由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管辖为宜。

索引:湖北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与秦某强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号:(2023)最高法民辖26号;

发布日期:二O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5. 合同对合同履行地点没有约定的,合同一方起诉要求另一方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的,争议标的以给付货币为内容,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曹某红因与巾帼西丽公司就案涉《怀宁新县城垃圾压缩中转站及公厕运营管理承包合同》的履行产生争议并提起诉讼,属于合同纠纷。上述合同对合同履行地点没有约定,现曹某红起诉要求判令巾帼西丽公司支付拖欠的中转站及公厕运营管理承包费用,针对的是案涉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争议的合同义务是以给付货币为内容的,故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关于“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接收货币一方即本案原告曹某红所在地为本案合同履行地。曹某红住所地位于安徽省怀宁县,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裁定将本案移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当。

索引:曹某红与巾帼西丽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案号:(2023)最高法民辖17号;

发布日期:二O二三年四月四日。

6. 虽然原告起诉请求是判令被告支付金钱,但该请求并不是案涉合同约定的标的,而是来自于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能理解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接收货币”,因此产生的纠纷,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应认定为合同履行地。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黄宝忠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湖南博阳盛建筑劳务咨询有限公司(下称湖南博阳公司)、戴国英未履行组织项目投标义务,请求法院判令湖南博阳公司、戴国英退回定金等。案涉《工程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湖南博阳公司负责组织投标公司,提供银行信贷证明、投标保函等事宜。虽然本案黄宝忠起诉请求是判令湖南博阳公司、戴国英退回定金,黄宝忠是接受退回定金的一方。但是,前述“接受退回定金”,并不是案涉《工程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标的,而是来自于黄宝忠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能理解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接收货币”。

从案涉《工程项目合作协议书》签订的情况看,合同约定的标的是湖南博阳公司、戴国英履行组织项目投标义务,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标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关于“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湖南博阳公司作为履行义务一方,其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

索引:黄某忠与湖南博阳盛建筑劳务咨询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案;

案号:(2022)最高法民辖119号;

发布日期:二O二三年一月五日。

7.诉讼请求为给付金钱的,不应简单地以诉讼请求指向金钱给付义务而认定争议标的即为给付货币,而应根据合同具体内容明确其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劳务派遣合同纠纷中,当事人诉请履行的义务是支付劳务派遣服务费,可以以此确定合同履行地为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现为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该规定所称“争议标的”是指当事人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具体合同义务。诉讼请求为给付金钱的,不应简单地以诉讼请求指向金钱给付义务而认定争议标的即为给付货币,而应根据合同具体内容明确其所指向的合同义务。

本案系劳务派遣合同纠纷,当事人在本案中诉请履行的义务是支付劳务派遣服务费,故可以以此确定合同履行地为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上海市为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的合同履行地,本案可由上海市相关有劳务派遣合同纠纷管辖权的基层法院审理。

索引:航电建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上海盖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劳务派遣合同纠纷案;

案号:(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73号;

发布日期:二O二一年九月一日。

8. 涉案纠纷标的为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向出借人给付货币偿还借款,出借人“接收货币”以实现债权,出借人为“接收货币一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对诉讼当事人程序利益安排的本意。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本案中“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如何理解的问题。本案为典型合同中特定的借款合同产生的纠纷,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本案中,出借人大连晟昌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晟昌公司)为债权人,借款人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下称北京黄金公司)为债务人,双方争议在于债务人北京黄金公司被诉违约未履行偿付义务,而非出借人晟昌公司被诉未履行出借义务。因此,在本案争议纠纷框架下,标的最终指向为借款人北京黄金公司应履行约定向出借人晟昌公司给付货币偿还借款,权利人晟昌公司“接收货币”以实现债权,因此,以晟昌公司作为“接收货币一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对诉讼当事人程序利益安排的本意。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借款人收到款项后,到期未还款,出借人晟昌公司起诉借款人要求还款的,晟昌公司为接收货币的一方,该认定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索引:北京黄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与大连晟昌贸易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号:(2021)最高法民辖终11号;

发布日期:二O二一年十月一十四日。

9. 公司债券交易中,债券受让人请求公司兑付其持有的中期票据本金、利息及违约金的,案件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债券受让人为接收货币一方,其住所地应认定为合同履行地。

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长城人寿公司)是以公司债券交易纠纷提起本案诉讼,公司债券交易纠纷属于证券交易合同纠纷。涉案《募集说明书》系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华信公司)发出的要约,长城人寿公司购买涉案债券是对该要约作出的承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券合同自长城人寿公司购得涉案债券时成立,合同内容应以《募集说明书》记载的内容为准。

案涉《募集说明书》第三章第二节第四项约定“本期债券以实名记账方式发行,在上海清算所进行登记托管。上海清算所为本期债券的法定债权登记人,在发行结束后负责对本期债券进行债权管理、权益监护和代理兑付,并负责向投资者提供有关信息服务”,但《募集说明书》中并无约定债券交易合同履行地点的相应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因长城人寿公司主要诉讼请求为上海华信公司兑付其持有的中期票据本金、利息及违约金,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故长城人寿公司为接收货币一方,其住所地北京为合同履行地,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涉案债券交易合同的履行地北京并无不当。

索引: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与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案;

案号:(2019)最高法民辖终435号;

发布日期:二O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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